宝鸡眉县杨家村窖藏单氏家族青铜器群座谈纪要

宝鸡眉县杨家村窖藏单氏
家族青铜器群座谈纪要
《考古与文物》编辑部
　　2003年1月19日傍晚，陕西省杨家村一西周晚期窖藏出土青铜器27件，皆有铭文，最长者有372字，是建国以来发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字数最多的。其中盘铭提到的周王有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卲（昭）王、穆王、龚（共）王、懿王、考（孝）王、（夷）王、剌（厉）王、天子，天子应指时王宣王，是研究西周历史文化极为重要的资料。这批铜器气势雄伟、造型典雅、纹饰华美，是20世纪70年代扶风县庄白村窖藏微氏家族青铜器群及岐山县董家村窖藏青铜器群以来最大的发现。这批青铜器的发现震动海内外，更引起考古、古文字学界的极大关注。1月27日晚，著名学者、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李伯谦先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徐天进先生飞来西安。28日，他们一行在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对这批青铜器及其铭文作了考察，并到眉县杨家村现场考察窖穴原貌。陕西省文物局局长张廷皓、副局长刘云辉、宝鸡市文物局局长张润棠、副局长任周方、宝鸡市考古队队长刘军社、眉县文化馆馆员刘怀君、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辉、张天恩、王占奎、曹玮、陕西省文物鉴定组研究员呼林贵、刘合心、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刘士莪、张懋镕等一同考察。1月29日，陕西省文物局在西安召开眉县杨家村窖藏青铜器座谈会。得劈

　　座谈会由刘云辉副局长主持，他讲了杨家村窖藏青铜器发现的重大意义，请李学勤、李伯谦二位先生作指导，请各位专家发言。

　　李学勤先生说，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群是震惊中国考古界的重大发现，对学术界是一次震撼，其意义怎么说都不会过份。《西安晚报》最先报导了这一发现，《文汇报》的文章以为这是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检验。我和李伯谦先生商量后觉得这次发现极为重要，立即决定来作一次考察。我们对几件大的青铜器铭文如盘、鼎等作了释文，尽管还未除锈，个别字不清楚，但95％以上的字能确认，基本意义能明白。

　　这批铜器出在杨家村，绝非偶然事件。1956年眉县李家村出土盠驹尊等青铜器，李家村为杨家村的一个自然村。盠应该就是杨家村佐盘的惠仲盠父，是（佐）的先祖，曾参加过对荆楚的战争。前些年附近又出土钟，为同一人之器（整理者按：李先生说的钟窖藏1985年发现于同村，在此窖东约60米，见《文博》1987年2期刘怀君文，原称逨钟）。字从辵，声，即差字（）上部，读为佐。盘铭历述文、武至厉王的世系，以及的家族单氏八代世系，有单公、公叔、新室仲、惠仲盠父、零白（伯）、懿仲，龚叔、。单氏家族为西周贵族，西周中晚期之交器扬簋有单伯，曾作司徒。这批铜器中的一件盂作于西周中期，有族徽“天”字，非此家族器，除此之外皆属单氏家族。东周单氏多见《春秋》经传，在孟津。后人皆以为单为周成王后（整理者按：罗泌《路史》以为成王封幼子臻于单，郑樵《通志》，马骕《绎史》皆信从），由盘铭看，单在文王、武王时已分封，前人之说不可信。第二代公叔，又见“叔作单公宝彝”方鼎（《殷周金文集成》4·2270），器藏澳大利亚墨尔本博物馆，叔即公叔。10件鬲铭“单叔作孟（祁）器，其万年永宝用”，孟祁为单叔之妻，匜铭称“叔五父”，叔五父即单五父，五父与可能是一名一字。这批铜器直述到厉王、天子，在考古学上可以了解宣王后期铜器面貌。以往学者对西周晚期厉王、宣王时铜器多不能区分，这批铜器大多为宣王时标准器，具有重大意义。所作扁盉也值得注意，相近者三门峡出有一件，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有一件，皆西周晚期器。10件列鼎都是宣王四十三年器，2件鼎为四十二年器，盘之年代应该稍早。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鼎称曾任职吴、吴，吴读为虞，读为林，吴管理林地，相当于现在的林业部长，他的职责“用宫御”，即供给朝迁用材及山林野物。四十二年鼎中又击伐狁于井阿、曆、弓谷，执讯，俘获器物、车马，王赏赐秬鬯酒及在三十块田地，在二十块田地，赐物多与毛公鼎、颂壶同。四十二年鼎有地名“杨”，多友鼎有“杨冢”，应为一地，史受王命书册命，史淢又见盘。四十三年鼎右助者为司马寿，又任历人。四十二年鼎铭“隹（惟）四十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四十三年鼎铭“隹（惟）四十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年、月、记时术语包括月相、干支四要素齐备，对推算西周金文历谱极为重要。宣王四十三年为公元前785年，依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既生霸为月初生光至望，该年六月甲申朔，丁亥为初四，与月相相合。四十二年为前786年，该年五月辛卯朔，乙卯为二十五日，与月相不合。究竟怎样解释，还需要重新研究。或说后者“生”字不很清楚，也有可能是“死”字，或是古人写错字，果真这样，就没有问题了。但一有问题就说古人写错字，恐不可取。另外，共和14年究竟是包括在宣王纪年以内还是以外，也值得研究。如包括在内，则43－14＝29，宣王二十九年为前799年，六月丙子朔，丁亥为十二日，合于月相；宣王二十八年为前800年，五月壬子朔，乙卯为初四，亦合于月相，这样皆能相合。如加共和14年，宣王会不会有60年？这恐涉荒诞，也有人以为不是全无可能。历法方面，王占奎先生是专家，请他谈一谈。

　　王占奎先生说，宣王纪年问题的争论是由晋侯苏钟的年代而引起的，该钟所记三十又三年晋侯苏率兵随王作战，而按司马迁的记载厉王三十三年时，如果他已来到人世，只是一个侯孙，不是晋侯，当时的晋侯是靖侯。所以，钟铭的三十又三年只能是宣王的三十三年。但司马迁以来的宣王三十三年，晋献侯苏已经去世。所以才结合司马迁关于千亩之战年份在《晋世家》与《十二诸侯年表》中的不同记载（两者相差13年，与“共和14年”相差仅1年），冒昧提出共和14年应计入宣王名下，也就是说宣王纪年应该有60年。这一说法引起了争论，后来吴虎鼎出土，其中的“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与我的看法不合，但鉴于我对晋侯苏钟的认识及“断代工程”西周列王年表并未将全部四要素俱全的铜器合理地得出安排，暂时未加深究，依然坚持我的看法。

　　吴虎鼎出现之后，周晓陆先生在我的基础上，将宣王元年向前“微调”了一年，由前841年提到前842年，以求与吴虎鼎相统一。晋侯苏钟出土后，陈久金先生认为宣元年可能在传统认识的后一年即由前827年下调到前826年，黄盛璋先生从之。这样，关于宣王纪年问题（主要是年值即相当于公元前某年）一共有四种观点。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其中有后调一年的；另一类是“叛逆”，认为其和十四年应计入宣王名下，其中有前调一年的。

　　两件逨鼎（姑且从旧读）的出土，会带来新的讨论。刚才李学勤先生已经说了，在传统认为的宣王四十二与四十三年里，前一器对不上，后一器能对上，在共和以来的四十二与四十三年，两器均可对上。我在元月20日晚上也作了对勘，除了李先生说过的以外，对勘周先生和黄先生的观点，也是四十二年鼎不合，吴虎鼎与四十二年逨世凯鼎打架，这到底说明什么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我总的感觉是，现在要把西周列王年问题解决了，还为时过早，等更多的四要素俱全的铜器出土，也许从中可以将现在难以论定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才能进行拟年，并提出令人信服的西周列王年表。

　　另外，两件逨鼎的既生霸在阴历背景下相距9天（两头算），可以将定点说关到门外了。

　　春节过后，我又将两件逨鼎与张培瑜的《中国先秦史历表》作了对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断代工程”给出的厉王年值之后的共和六年与七年，也就是“工程”计自厉王之年的第四十二与四十三年，两件逨鼎干支合乎“工程”给予的既生霸定义。为了解决它与吴虎鼎的矛盾，是否可以利用这一点。比如认为四十二年、四十三年是计自厉王元年的（以往有人曾主张共和应算在厉王帐下），但当时执政的是宣王，宣王在位的前十四年中，其父厉王在世（厉王卒于共和十四年），盘铭中提到的剌王（厉王），可用李学勤先生“前朝事后朝记”的办法来作解释：厉王被赶离京城后，宣王即位，在第十四年前的某一年，宣王任命逨司四方吴、逨到厉王死后的某一年（此时可以有谥号剌）制作此盘以记此事。

　　这一可能性是否存在？难以证实。它虽然有解释吴虎鼎与四十二年逨盘矛盾的好处，但又带来如下问题：宣王既已称王，为什么还要用被赶下台的王的纪年呢？另外，晋侯苏钟的问题实际上还是未得到解决。“工程”取李学勤先生“前朝事后朝记”的办法未能解释为什么苏钟铭文中不见“剌王”字样的问题，对比逨盘中前王皆有谥，时王无谥，此问题更加突出了。所以，我虽然看到上述可能性，还是觉得问题尚未解决，对“共和”计入宣王纪年的看法不愿草率放弃。

　　李伯谦先生说，单氏家族铜器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重要资料，是空前的发现。断代工程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不是定论。这批铜器铭文对西周历谱提出了很多问题，需要我们重新研究。比如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鼎以共和计入宣王纪年能相合，但吴虎鼎为宣王“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所作，无论如何推算皆不相合。这批铭文共有3000～4000字，多属一个家族，对西周晚期青铜器断代有重要意义，对晋侯墓地铜器断代也有重大意义。晋侯M8学者或以为宣王时，其出土铜器器形与单氏家族铜器接近，使宣王说得到佐证。单氏家族铜器中的一对壶与晋侯墓地M64所出壶也接近。单氏家族鬲是单叔为其妻孟祁所作，单非祁姓。晋侯墓M63所出杨姞壶乃晋侯妻杨姞所作，情形相似。出土的一件盂有夔龙、扉棱，也值得注意。出土铜器的窖穴为竖穴套洞，与其他窖藏形式不同，引人注目。竖穴有二层台，是否原为墓而未用，起迷惑作用？出土铜器无簋，不成套。12件鼎最少是两套，四十三年鼎10件是两套列鼎还是一套？晋侯墓地是5鼎配4簋。看来周代的用鼎制度有待重新研究。另外，封出去的王室后代与王臣礼制有无不同，亦值得研究。

　　王辉先生赞同李学勤先生对铭文的分析，但认为盘、鼎的器主是否应隶作，读为佐，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此字前人如吴大澂等释逨，旧版《金文编》从之。后来张政烺先生把何尊此字隶作，读为弼，四版《金文编》从之。已故汤余惠先生隶作，读为佐，李学勤先生最近考释保利博物馆藏公盨时也对此加以论说。而陈剑先生《据郭店简释读西周金文一例》以为此字应分析为从辵，或声，其声旁是从中分化出来的，此字在金文中读为仇匹之仇。郭店楚简《缁衣》引《诗·小雅·正月》“执我仇仇”，引《周南·关雎》“君子好逑”，仇、逑皆作；又金文中邾国曹姓的本字作，由此看，此字似可隶作，读为仇音。李先生说这个字又见与射礼有关的铭文〔整理者按：长甶盉铭“穆王蔑长甶以即（次）井伯”、义盉盖铭“王在鲁，（合）即（次）邦君、诸侯、正、有司大射。义蔑历，及王”〕，在射礼中读为仇不可通，但陈剑以为可通。此字涉及到器主，很重要，我个人倾向陈说。单氏家族的单最先封于何处，前人多不清楚，东周的单或说在孟津。金文屡见单伯，应在西周畿内。陈槃《不见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国稿》只说东周的单，对西周的单没几句话，只是引程发轫曰：“（单在）今陕西宝鸡县东南，见散氏盘。后随王室东迁，邑于今河南孟津县东南。”但陈氏并不同意程说。今按程说虽属推测，但眉县杨家村确在宝鸡县之东南，方位是相合的，看来周初的单就在这里。这批铜器的出土对西周铜器断代有重要意义，不光是西周晚期器，对早中期器断代也有意义。比如眉县李家村出土盠驹尊、方尊，谭戒甫定为宣王时器，郭沫若定为懿王时器，徐中舒师《先秦史论稿》定为穆王时器。盠即盘的“惠仲盠父”，活动于昭王、穆王时，其父“新室仲”即尊铭之“文考大仲”，则驹尊及盠方尊最迟作于穆王时，甚至可以早到昭王时。尊铭“王弗忘厥旧宗小子”，盠为周王旧宗，看来单为姬姓，与《左传·庄公元年》杜预注的说法相合。的职官为吴，吴读为虞，例证很多。《石鼓文》有〈吴人篇〉，吴人前人或说为吴山之人；或说为吴越之吴人，说秦哀公三十二年时，吴王阖闾与伍子胥伐楚，入郢，几乎灭掉楚国，楚大夫申包胥入秦告急，哀公遂使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大败吴军，得胜班师，因作诗十首；或说吴人即虞人。由盘、鼎看，后说是对的。

　　刘士莪先生说，在杨家村及附近几百米的范围内连续出土4窖青铜器（整理者按：1957年李家村盠器窖藏、1972年杨家村鼎窖藏、1985杨家村钟窖藏以及此次发现窖藏），极为罕见，此地必为西周时一处重要贵族封地。著名的大盂鼎据吴大澂说，清道光初年出土于眉县礼村沟岸中，或说出岐山县。今岐山县有礼村，眉县无礼村，所谓“眉县礼村”会否是“眉县李家村”之讹，值得研究。以前的窖藏青铜器多战乱时临时放置，比较凌乱。这次窖藏铜器放置有序，明显不同，其原因也有待探讨。

　　张天恩先生说，逨钟1985年由眉县文化馆刘怀君先生收集，我曾帮助隶定铭文，当时觉得铭文不难认。没有重要内容，发表后也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现在看，钟与此次出土的盘、鼎等为同一人所作，钟铭提到其曾任职吴，与盘、鼎一致，也很重要。此人一人所作器铭文超过4000字（12件鼎、盘及4件钟合计），绝无仅有。逨字当时是我隶定的，如有错误由我负责（王辉插言：此字隶作逨，是当时学术界的共识，并没有错，后来才有不同看法。）出青铜器的窖藏被灰坑打破。灰坑的时代肯定晚于宣王四十三年，只能是宣王后期或幽王时，不大可能到东周。灰坑中出土很多陶器残片，这对西周陶器的断代也有重大意义。以前人们对西周陶器只能据器形断出早、中、晚三期，此次发现的陶器残片修复后也是陶器断代的标准器。

　　张懋镕先生主要谈了这批铜器出土的重大意义，说创造了几个第一：一个家族20多件铜器出土于一窖，件件都有铭文（庄白微氏家族青铜器并非件件有铭），盘铭比著名的墙盘长，记的王号多；标准器多，器多气势雄伟，盘比墙盘大；纹饰好，且多有底纹。

　　曹玮先生说，眉县杨家村是西周时一处重要据点。我原先曾怀疑此处是金文习见的京，京不在周原，也不在丰镐，现在这种想法被打破了，此地应即单氏家族封地，这批铜器及其铭文对西周畿内方国的研究极有启发。上海博物馆藏的单伯昊生钟是否也是同一家族之器？盘铭历述文武至厉王诸王及单氏家族八代家谱，说明谱牒学有久远的渊源。芬奔

　　刘军社先生主要谈了窖藏青铜器群的出土情况。他说，窖藏是1月19日傍晚发现的。那天杨家村村民王宁贤等五人在村北砖厂北崖上挖土，挖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洞口，他们往里一瞅，趁着太阳余晖，发现有很多铜锅（鼎）一样的铜器，极为兴奋。以前编钟出土时，曾被哄抢，后来有人被捕，村民是受过教育的。王宁贤等立即打电话给县文物部门，县里又报告了市、省文物部门。刘军社说，接到文物局的电话时，我正在作晚饭，作梦也未想到会有这么惊人的发现，但出于考古工作者的责任感，我们还是立即带上器材赶赴现场。我们赶到时，县文化馆的刘怀君先生等已先期到达一个多钟头了。面对惊人发现，刘怀君兴奋地历述这里的几次重大发现，话也特别多，我们都和他开玩笑：“您都快成‘举人’（按指范进）了……”玩笑归玩笑，不过这可以看作一个老文物工作者对本职工作的极端热爱与执著，这正是文物考古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我们商量了一下，为了文物安全，决定立即将青铜器取出。我们边记录，边录相，边取出，县、乡、村的领导也亲临现场指挥、协助。铜器拉回县文化馆后，我们顾不上休息，立即用布擦拭，辨认文字，大家都兴奋得忘记了疲劳，不觉已是凌晨3点。第二天一早，省文物局、省考古所领导赶到，对窖穴及其周围作了清理。竖穴上口宽2.5、长4.7、深7米，加上已破坏的2米，窖藏当时深9米。竖穴有熟土二层台，东边二层台保存较好，看来是事先有计划挖的窖穴。竖穴无骨架，排除了墓葬的可能性。竖穴南壁上掏了一个洞，即青铜器窖藏，这种形式的青铜器窖藏还是第一次发现。二层台下有柱洞，四壁有火烧痕。灰坑打破窖藏竖穴，坑较大，较深，出土陶片甚多。

　　刘怀君先生说，我和武馆长、赵股长最先赶到现场，察看情况后，我们立即采取了三项措施。首先电话向宝鸡市文物局报告这一重大发现，请市局领导速来现场。第二由馆长电话抽调馆里两名年轻人急赴现场支援；赵股长电话通知县电视台摄像人员速来，以便记录资料和新闻。第三与当地派出所联系后，该所的两名干警很快到现场，以防不测，同时与村主任讲清发现文物的重大意义，要求组织好村民协助文物出土后的搬运工作。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根据考古发现、清理工作的要求，窖藏顶部未塌陷，底部可看到很薄的淤土、空间很大，从窖藏顶部平面下挖肯定会伤及文物安全。所以，我先沿窖藏南壁外下挖，当与窖藏底为同一平面后，方将其南壁打开。然后，一直等到市局领导到后，经协商同意清理工作正式开始。

　　这一窖藏发现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十分难得的。从我们最初的工作来看，基本上做到了井然有序，有条不紊，这为下一步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好的基础。